杜绝刑讯逼供是我的期盼

2019-08-16 18:22:22 来源: 丰台信息港

利用回京的这两天,抓紧时间修改、完善了关于刑诉法修改律师界的建议。 刑诉法修改,是老百姓极其关注的一件大事。我们更为关注。 田文昌说, 北京广州之间都不知道飞了多少趟了,这个职务侵占案,结果还算好。刑讯逼供来的证据都被否了,当事人也被无罪释放。

台商程镇捷被控职务侵占罪一案,经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法院三次开庭审理,已于2011年1月27日做出了无罪判决。

无疑,这个结果是令人欣慰的。 而且,此案是我经历的一个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例。我的当事人的确受到刑讯逼供。终,法庭认定了遭到刑讯逼供的司法鉴定,得到了无罪判决。

但,这并不是本案的终点。至今,田文昌律师依然在为这个案子奔波。

无罪判决刚刚作出,检察院就提起了抗诉。抗诉,这是检察院的职责,我们也非常希望各级检察院能真正担当其职责。但是对此案抗诉书的内容,让我这个法律工作者感到非常失望。我深深为目前的司法状况担忧。

从自己亲历的程镇捷案,到始终处于舆论漩涡中的广西北海律师案、再到河北邯郸的刘志连案,以及早先的湖北佘祥林案、河北石家庄聂树斌案、云南昆明杜培武案、河南商丘赵作海案 所有的这些,都与刑讯逼供密不可分。

刑讯逼供,这个刑诉程序伊始就出现的怪胎,如何杜绝?在即将进行大修的刑诉法中,大众能否看到杜绝刑讯逼供的希望?

田文昌律师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从五个方面谈了杜绝刑讯逼供的措施。

不得自证其罪

口供至上的传统观念,必然导致刑讯逼供。而我国目前的现状,刑事案件刚刚进入司法程序的道关口 侦查阶段,源头即出现了问题:为了撬动犯罪嫌疑人的嘴巴,侦查机关费尽心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

2010年,两高三部联合下发的《办理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更是在此问题上作了详细规定。但刑讯逼供问题并未得到有效解决。

田文昌律师对此的评价是 当时费了很大的劲才出台的这 两个规定 ,几乎没有实质作用。的作用就是确立了这么一个程序,法庭上,律师无论怎么强调证据的非法,终还是自说自话,不会被采纳。

本次修法,增新规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这个内容。这一点,或多或少,也是立法的进步。

但同时, 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这个条款如果在修改后的刑诉法当中依然没有改变,那不得自证其罪的实质意义就还是要大打折扣。

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倒置

在刑事诉讼中,基本上是公诉方承担举证责任,但具体的事实主张,还是谁主张,谁举证。如重伤害案件中,被害人要对被害的事实向侦查机关主张,那么他就要说明其受伤的时间、地点、受伤的经过以及具体的实施者,然后才能由侦查机关进行侦查。

在刑讯逼供这个问题上,由于被害人是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遭到有特定身份的人员进行的人身侵犯,如果由被害人举证,其显然处于不利境地,这就造成了实践中认定刑讯逼供罪存在很大的困难。反过来,让审讯人员举证则比较方便,如果案件处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状态,审讯人员必须证明自己没有实施刑讯逼供,否则就得承担对其不利的后果。

律师界期待刑诉法修改中,加入这方面的内容,这样,可以有效遏制刑讯逼供的发生。

废除刑诉法第三十八条

广西北海同一起刑事案件中4名辩护律师因涉嫌妨害作证罪全部被抓,被田文昌律师称为 滥用刑法 06条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陈光中说: 直率地说,即使按照刑法第 06条现有的规定,广西4名律师被抓也是错误的。

学界、律师界有一个共识:从四律师被抓一案中,凸显了立法上存在的明显缺陷,刑事诉讼法第 8条的修改正当其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8条特别强调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实施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与《刑法》第 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二者结合,极大限制了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的作用。

这种针对律师极其严厉的处罚是各国法律没有的。实践中,这两条法律规定,已成为某些司法机关和人员对律师进行报复的手段。

如果第 8条修改成功,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可以使得刑法第 06条的缺陷得到有效弥补。这样才能真正改变辩护律师从业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惧怕心态,才能扭转时下律师刑事辩护率不断下滑,处于低谷的局面。

证人出庭制度必须确立

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审判实现公开、公正的关键因素之一。

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可以说,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审判实现公开、公正的关键因素之一。而对那些除了被告人供述和证人证言之外,尚无其他证据能证明案件事实真相的案件,证人出庭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大量证人不愿出庭作证。由于证人出庭率极低,大量的书面证言未经证人出庭质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审判质量。

质证,必须是对着人质证才有实际意义。而我们,几十年来,始终是对着纸张进行质证。很多时候,证人就在旁听席坐着,就是不站出来。 田文昌律师感慨。

证人出庭作证率低,与现行立法存在缺陷不无关系,尤其是对证人权利义务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有关单位和个人有向司法机关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可是,单位拒绝作证怎么办?个人拒不到庭如何处罚?现行法律中找不到答案。

还有,证人出庭作证影响工作、收入,费用如何补偿,这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直接影响着证人出庭作证的积极性,而这个问题在法律上却找不到答案。

确立律师会见权

今年8月初,田文昌律师去北京市某看守所会见被告人,在查看律师所有的会见手续后,看守所值班警察却告知会见必须得到北京市高院的同意。田律师质疑看守所无权增加会见条件后,看守所警察又声称这是北京市高院的规定。

在无奈地等候两个小时之后, 人家说给了我一个面子,才让我见了。但强调,还要去北京市高院补盖个公章。 田文昌律师无奈至极。

律师的会见权,必须在刑诉法中体现出来,必须与《律师法》一致。

《律师法》第 条规定,律师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监听。

不被监听 这一权利的确立,可以说《律师法》对该条的修订实际已走到《刑事诉讼法》的前面。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的规定,除涉及国家秘密案件需经批准外,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即可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律师也随时可以会见在押者,并向其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严格意义上讲,该规定在程序上并无缺漏,的遗憾就是意思含混,可操作性差。

犯罪嫌疑人由侦查机关监管,律师能否会见、何时会见、能否单独会见的主动权,从一开始就操纵在侦查机关手中。

正因如此,律师会见权需要在修改刑诉法的时候,更加完善。如果能把以上内容,都充实在刑诉法里,能从根本上杜绝刑讯逼供,那将是律师的期盼。 田文昌律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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